我国行政法学长期将行政立法从权力来源的角度分为职权立法与授权立法两种，其中的职权立法是指行政机关直接依据宪法和组织法规定的职权制定行政法规和规章。

其次，Dr Ig.不出庭的理由。另外，联邦规则和美国律师协会标准也都要求开示政府掌握的科学检测和精神或身体检查的结果。

关于这一现象，美国一位学者曾直观的指出：专家出现在几乎各种类型的案件中。我国鉴定意见的运用要以此为借鉴，在坚持职权主义鉴定制度的同时，增强鉴定意见运用过程中的程序对抗性：允许辩方参与控方的鉴定过程并提出不同意见。在日本，侦查机关可以委托有特殊知识和经验的人进行鉴定，但必须向法院提出请求，根据法院的处分或者许可实施。社团举办的项目不能被视为医疗行为，且自社团成立至今已接受过相关执法部门的多次检查，没有出现任何问题。而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第146条的规定，整个鉴定程序，犯罪嫌疑人只享有结果告知和申请补充鉴定、重新鉴定的权利。

因此，在德国庭审中，鉴定人必须出庭，当庭宣读鉴定意见，并接受法官和对方当事人的询问。为了限制专家证人的滥用，英国还加强了法官对使用专家证人的控制，规定：未经法院许可，当事人不得传唤专家证人，也不得在法庭上出示专家报告作为证据。总体而言，这种转变在司法理论、司法制度与司法实践三个维度都有体现。

从1988年《法学基础理论》经1994年《法理学》到1997年《法理学》，可以看到强制性地位逐步下降的过程：先是被说理性稀释，继而被置于权威性之后，最后被纳入权威性。这项权力只能由享有司法权的国家司法机关及其司法人员行使，其他任何国家机关、社会组织和个人都不能行使此项权力。这一过渡至20世纪90年代中期得以完成，并持续至今。同时，法律解释的阶级性逐渐淡化。

该书基本上采纳了法尔别尔的观点，并完全赞成苏联《苏维埃国家和法》杂志编辑部关于强制职权概念的观点，指出：社会主义国家机关、公职人员，依其职权范围，组织社会主义法权规范在生活中具体实现的法权方式……适用法权规范在很多情况下是和国家强制相联系的，而这正是国家专有的活动。至此，强制型司法基本形成。

通过研究近70年来法理学教材的发展，可以将中国司法的范式性转变概括为从强制型司法到权威型司法的转变。这些都说明法律适用理论是提炼一般化司法理论的源泉和基础。即便理论与制度的深刻关联使得该学科对司法理论有所涉及，一来由于性质和篇幅的限制导致涉及的程度非常有限，二来由于该学科产生的时间较晚使得无法从它出发考察中国司法的整体性变迁。宪法学者一般从社会转型本身的意义来讨论中国司法的转型，如有学者根据社会转型期的划分将中国的司法价值观划分为政治司法价值观（1949—1978年）、经济司法价值观（1978—2004年）、社会司法价值观（2004—2010年）、衡平司法价值观（2010年至今）。

1982年，张泉林提出了法律适用的双义说，即从广义上讲，它是指国家专门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和国家授权单位按照法定的职权和程序，将法律规范适用于具体的人或组织的专门活动。其次，强制性与权威性是联结法律基本特征与法律适用基本特征的关键。李巍在区分法律适用与法律执行时提到了法律的自主性和独立性这一重要的思想，而该思想在当代中国法学中的出现恰恰是发生在从国家与法的理论走向法理学这一时代背景之下的。自觉是对苏维埃人民而言的，强制是对违法者而言的，并且两者之间的关系表现出历史唯物主义决定的时间继承性。

实则不然，这种变化乃是由于中国法理学开始窄化法律适用概念所导致的。舍尔舍列维奇认为，法律适用是让日常生活关系建立在抽象的法律规范基础之上。

于是，强制职权概念构成法律适用的前提。由于不同学科的研究视角存在差异，因此各个不同学科的研究内容在这三个维度上各有侧重。

司法行政机关（如负责刑事侦察的公安机关）的执法活动，虽与国家审判机关和检察机关的适用法律活动，有较为密切的联系，但仍属于行政机关执法的范围。（二）权威型司法的特征 1权威性 相对于强制性从苏联到中国的学理脉络，法理学界并未为理解权威性提供丰富的理论资源。相比之下，字面解释在社会主义国家中是主要的，因为社会主义国家的文字表述都是很明白的确切符合其原意的，社会主义国家竭力做到使字面含义确切符合立法原意。与教材对法律适用专业性的字面表述相比，更重要的是教材体例的继续调整和变革。换句话说，在此前法理学的强制概念中，存在两种未分化的意义：一是制裁意义上的苏维埃法中的强制概念，二是以强制保证苏维埃法律规范遵守的概念。经过从苏联到中国的演变，强制性具备两层互相区分但又互相影响的意义。

198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135条可以为此做一个注脚，该条规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应当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以保证准确有效地执行法律。在1994年沈宗灵主编的《法理学》中，刘升平继续对法律适用理论进行了改造。

但是，强制型司法与权威型司法这对概念也兼具制度维度和实践维度的意义，它们与制度和实践之间存在着复杂的对应关系。因此，本文以分析法理学教材为主线，力求展现一般化的司法理论及其转型，进而从理论维度丰富对中国司法转型的研究，为从制度维度和实践维度对中国司法转型的研究提供理论基础。

1979年《国家与法的理论》第一次指出：在法律规范的适用中，人民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和人民法院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与之相反，在苏联当适用和解释法律时，坚决反对把法制和合理对立起来。

他指出：全部法律规范在其实现中都受到国家强制力的保证，这一点实际上也就是法律规范实现的保障，不过绝大多数苏维埃人民都是自愿地遵守苏维埃法律规范的。这种状况在改革开放后逐渐改变。因此，宪法学并未提供诸如司法的概念、特征等一般化的司法理论问题，更未从这些问题出发讨论中国司法的转型。权威型司法具有权威性、目的性和专业性。

但是其所蕴含的内在逻辑，则可以上溯到20世纪50年代，甚至更早的苏联时期。其次，就司法制度而言，作为一门在20世纪80年代才产生的新兴学科，其名称就昭示着它重制度而不重理论的研究面向。

其后不久，以法理学者、检察理论学者、刑事诉讼法学者为主力的中国法学界就展开了关于中国检察权性质的大讨论。如何理解这种范式性转变？法理学、宪法学、司法制度、诉讼法学等学科的学者都进行了积极探索。

直到1997年，刘作翔提出法律适用的职权法定性特征，司法权概念在法律适用理论中的核心地位才不断彰显。根据苏联法学家法尔别尔的理解，这句话的意思是苏维埃法律规范只有在它遭到破坏时才适用，苏维埃法律规范适用中的主要点就是强制。

从20世纪80年代下半期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强制型司法逐渐演变为权威型司法。这种排除式策略未尝不是回应判断权说的一种尝试，但它自身难免有削足适履的嫌疑，并且依然没有从根本上回答为何审判权与检察权共同构成司法权的问题。尽管检察权具有部分司法性已成为共识，但是如何深化对这种司法性的理解，是关系到巩固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制度的重大问题，因而也要求法学界为此提供全面、科学和正确的答案。如果将视野稍加扩大，那么就不难发现法律的强制性与权威性相继构成19世纪以来世界法理学讨论法律基本特征的主题。

3专业性 权威型司法的专业性，是相对于强制型司法的阶级性而言的。上文已说明，强制型司法与权威型司法这对概念是从理论维度上而言的，它们呈现了一般化的司法理论及其相应形态。

尽管在强制性和权威性之外，还存在法律适用的其他特征，如专属性、专业性等，但是笔者认为较之于其他特征强制性与权威性分别构成不同历史阶段法律适用的核心特征。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21世纪以来，随着中国法理学对法律实证主义、自然法理论等西方国家主流法律理论研究的深入，我们已经知道法的强制性与权威性也是诸如哈特、拉兹、菲尼斯等当代世界一流法哲学家与法理学家关注的议题。

在此之后，需要在制度和实践层面祛除强制型司法的因素，实现权威型司法的要求。不过，仅仅做到字面解释是不够的。